行业动态

 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经济构成部门， 2014年一季度，服务业以7.8%的增长率超过农业和工业，继续引领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服务经济主导新阶段。服务经济占主导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服务经济占主导是否可带来持续增长成为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服务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印度服务经济产值占GDP比重早在1990年就已超过农业和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而菲律宾的服务业则在1986年就成为第一大产业。

　　最近二十多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印度等以出口为驱动的现代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全球信息技术和服务主要出口国。在推动出口和增长、创造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这种以服务业驱动增长的模式被称之为“服务革命”。但是，学术界对于服务经济是否能带动持续增长始终存在较大分歧。

印度经验：研发＋海外并购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技术进步与对外开放的结果。截至到2014年3月，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拥有企业16000多家，其中软件公司3000多家，总收入达1050亿美元，占GDP比重达8.1%；出口860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约四分之一，直接带动就业达310万人，间接创造就业则高达1000万。不仅带动了以班加罗尔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增长，还不断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其发展收益逐步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若无特别注明，相关数据均来自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网站http://www.nasscom.org）。

　　从主要发展历程看，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软件开发，当时主要采取海外派驻员工现场交付服务的模式。本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完全的出口导向、创始人具有美国教育背景，几乎没有外国资本、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参与，服务内容以系统维护和应用编程等低附加值业务为主等。

　　1985年，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最早在印度建立电路设计与开发中心，紧随其后，通用电气公司开始将部分研发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给维布络（Wipro）公司，开创了离岸服务外包的新模式。

　　1991-1993年印度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废除了工业许可证制度、撤销了贸易和外汇管制，加之后几届政府持续的开放政策，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特别是电信业的开放显著改善了远程通讯基础设施的质量，大幅度降低了网络通讯成本，不仅扩展和深化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也促进了本土企业的成长。2000年前后出现的“千年虫”问题带来源源不断的外部需求，大量印度计算机人才参与解决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的千年虫问题，成为促进印度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助推器。这一时期，企业数量剧增，但常规编程和系统维护等低附加值工作仍占较大比重，现场服务逐步向离岸交付模式转变。

　　2002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逐步进入以创新和价值增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成熟期。印度主要企业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表现出巨大弹性和卓越的抗危机能力，占全球外包市场份额稳居50%以上，中高端服务业务更是占到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印度企业的规模、全球化运营能力、创新水平和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到2011年，印度已有4家本土服务企业年收入高达50亿美元以上，9家超过10亿美元，75-80家收入在1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不少企业成为有实力与传统西方企业同台竞争的新兴跨国公司明星企业。根据最新年报数据，当前印度在海外78个国家设有600多家全球交付中心，来自海外分支机构的收入占五分之一，外籍雇员遍布上百个国家，占到总雇员人数的20％-30%。

　　印度企业能够实现逆势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其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成功的海外并购战略密不可分 。研发投资支出已占到产业总收入的3.5% ，并购方面，仅2010年和2011年就达107次，并购总额15.4亿美元（NASSCOM，2012）。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对成本效率的持续关注，印度企业加快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业务，不但大中型企业出于成本效率和人才竞争战略考虑，积极开拓二三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印度还出现了专门在小镇和村庄开展外包业务的一些小型企业。此外，由印企开创的GDS系统（全球交付系统。标准运营模式为总部留在印度，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交付中心，在发达国家设立客户支持办公室。）推动服务外包业务由离岸交付模式向全球交付模式（GDV）转型升级，推动服务外包发展进入全球交付时代，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入全球服务价值链网络的新机遇。

　　关于支撑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要因素，现有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低成本技能劳动力的可用性；二是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三是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例如殖民时代遗留的资本主义传统、印度人的创业精神和从未中断的私有制体系、海外移民的作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政府政策及其上述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上述因素中，有些为印度所独有，更多则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印度模式”再解读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存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是借助于服务先行并带动经济整体增长的发展模式，印度已由传统农业社会跨越工业社会阶段直接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以现代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打破了长期以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唯一路径”的“铁律”，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工业化之外的其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可能。

　　第二种观点是印度模式是由印度国情决定的，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跨越；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城市，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只能吸收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绝大多数低素质人口被排除在外，属于一种“缺乏就业的增长”。因此，靠服务外包难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也无法实现大面积减贫，也就谈不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在笔者看来，不宜把印度经验过早下结论。如果以服务经济占GDP比重50%作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志，印度在1999年就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此后服务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了稳定增长态势，到2012年，这一比重为57%。（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带动下，印度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确定无疑。争论焦点在于，印度能否能够通过优先发展IT带动的现代服务产业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并最终驱动国家整体发展。

　　我们认为，印度以现代服务经济特别是服务外包为先导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现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视为更广泛增长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看。

　　横向是说印度的增长属于最近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一部分，前有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由于内外部条件所限，各国经济增长起点和路径各有不同，正如中国是从农村和乡镇企业以及制造业出口增长开始的，而印度则发端于部分城市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纵向是指就印度自身而言，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增长并非横空出世，激发这一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要因素便是1991-1993年的全方位经济改革、积压多年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有利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

　　关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并带动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仍然取决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具体说就是印度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故事，而非只关于印度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IT服务经济增长的故事。换句话说，印度现代服务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并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以外的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

　　如果聚焦于印度服务外包产业自身，其增长活力和巨大弹性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已得到充分展示，经过危机洗礼，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垄断优势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服务外包的发展还产生了多方面动态收益。

　　首先，服务外包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渠道和具体载体。如果把经济发展的过程视为把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领域的过程，迄今为止，可以把印度的服务增长解释为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并且，已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世行一项近期研究结果，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最近二十多年中，服务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农业，也显著超过制造业，甚至可与东亚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相比，已成为推动该地区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的新型发动机。

　　第二，服务外包产业对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根据发展累积因果论，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比其他地区或产业发展得快一些，其后可能会因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这也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过程，即“先富带动后富”，印度经验的最新实践或许正在为此做出新的注解。金融危机以来，广为诟病的“过度区域集聚限制增长覆盖面”的问题正在悄然转变，产生积极效果。在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的推动下，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开始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不仅大型企业尝试在这些地方建立后台服务运营机构，甚至少数旨在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型企业已实现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初步经验，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

　　第三，服务外包还通过间接带动低素质人口就业、改变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对教育投资产生激励等多种机制促进低素质人口分享发展收益。

　　对于人们担心的低素质人口无法直接进入现代服务产业，进而不能分享发展收益的问题，不宜以片面和静态而应以全面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有关研究表明，一个新增服务外包直接就业，还可以间接拉动4份间接工作岗位，这些岗位通常分布在餐饮、酒店、娱乐、交通等传统服务部门，具有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特征，吸纳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人口。有学者指出，与农业和制造业相比，减贫与服务部门增长的关联性更强。服务外包还通过增加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涌向城市，改变了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带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近几年，印度已出现农村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城市的现象。此外，印度教育产业已经在对服务外包的人才需求做出反应，在IT服务产业集聚地区，高中入学率显著提升，对教育投资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产生激励作用。

　　此外，虽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仍是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市场包括硬件信息技术产品也在持续扩大 ，2012 年，印度IT-BPM 产业来自国内市场的收入增长14.1%，高于国际市场的10.2%（NASSCOM，2013）。不仅为产业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还必然对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产生积极作用。

　　当然，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人才缺口和较高流失率、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等等，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刚刚过去的2013年，在印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卢比动荡以及即将到来的印度大选的影响下，国内市场增长陷入低潮。但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海外市场的支持下，仍然实现了较高速度的成长。这再次充分表明，该产业的强大韧性和长期生命力。

　　2014年5月26日，印度新总理莫迪宣誓就职。莫迪出身低种姓阶层，主张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路，信奉强势政府，曾在古吉拉特邦积极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政策取得卓越经济实绩。有观点认为，莫迪治下的印度有望建立发展型政府，将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经验推广到全国，将印度带入新的发展周期，终结停滞不前的经济僵局。这必将为印度以服务外包驱动的现代服务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拓展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注入新活力，形成更广泛的良性循环。

 启示中国：融入全球服务生产贸易体系

　　最近二十多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令人意外地成长为享有盛誉的服务出口大国，从农业型经济直接进入到服务型经济。这为研究服务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印度服务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吗？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和大幅度减贫吗？印度增长模式是否意味着打破了“工业化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唯一途径”的铁律？其发展经验是否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和借鉴？

　　我们希望通过聚焦于过去二十年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发展经验的解读，对于探讨服务外包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意义能够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迄今为止，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增长对于印度经济的出口、增长、就业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影响力仍然有限，但是，若从长期和发展视角看，印度服务主导性经济发展模式有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滴效益将发展收益惠及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从而为持续增长做出更大的实质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里重点讨论了印度案例，事实上，尽管发展规模和水平有所不同，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是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除了印度，菲律宾、中国、中东欧、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加入服务外包国际竞争行列，菲律宾甚至已在客户服务和后台BPO业务方面出现超越印度之势，中国的产业规模也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考虑到全球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已占到70%以上，不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服务提供成本仍然差异巨大，能够低成本提供和进入贸易领域的非人工服务比重持续上升，而现有移民政策又难以发生根本改变，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载体将长期持续且前景广阔。

　　毋庸置疑，对于持迫切发展需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存在巨大发展红利的领域，尽管目前发展效应尚待充分展现，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和快速推进，那些拥有潜在服务生产优势的后发展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融入全球服务生产贸易体系，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转型。

　　与印度相比，同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拥有发达的制造业，但服务经济特别是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现代服务经济发展显著滞后，拥有巨大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快速发展期，深入探讨印度在服务外包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和以服务外包引领的现代服务经济驱动增长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